（三）授权范围的监督与救济 行政授权在其实现过程中是一个法律执行问题，而在其形成过程中则是一个立法问题。

用哈贝马斯的话说，要对后果达成共识，最好的办法就是实际参与和理性沟通。社区居民基于多层次、多类型的利益需求和偏好形成多样化的利益群体，这些利益需求和偏好是居民自治的前提和基础。

智慧城市背景下，社区商圈的参与者众多，包括房产开发商、物业服务商、社区运营商、业务提供商、设备提供商、系统集成商、电信运营商等等，社区要充分整合这些参与者提供的资源为居民提供服务。K社区是C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在打造智慧社区过程中，不断创新自治模式，为信息化时代基层自治制度的完善积累了丰富的实证研究素材。网格化管理与居民自治发展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2.协商自治制度化 社区居民共识的达成建立在投票民主和协商民主融合的基础上。消解矛盾的最佳途径是开放基层民主的通道，有效利用互联网了解社情民意，及时把握民众的诉求，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以维权为导向，尊重居民的表达权与自治权，舒缓基层群众的焦虑与对抗情绪，通过维权达致维稳的目的。

随着数字经济和智慧社会的深入发展，人权形态开启了以数字人权为代表的第四代人权。以K社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为例。没有相邻部门的权力配合，监察权可能形不成力量。

在人大立法过程中行使的审议权，属于立法权的范畴，在人大监督一府一委两院中行使的审议权，则属于监督权的范畴。在此基础上，监督权是否强大、权力监督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不仅在于监督权自身有多么强大，也取决于监督对象强大到什么程度。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各国家机关均属广义上的执行机关。《宪法》第71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

(12)韩大元编著：《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3页。监察委员会的独立性又是相对的。

基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具有天然的政治优势地位，一府一委两院无例外地在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之下。从国家机构享有的权力而言，人民代表大会和检察院各自享有的权力均包括监督权。但是，不同国家机关对其行使权力的独立性需要是有差别的。(13)刘小妹：《人大制度下的国家监督体制与监察机制》，载《政法论坛》2018年第3期。

但是，上述人大监督权中的提议(案)权，属于人大代表的个人职权，不宜列入人大监督权中。监察机关的监察权是一种新型的监督权，它是国家监督权重新配置的结果，在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作为监督权的监察权，将对一切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形成监督全覆盖。在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中国，不存在不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的国家机关。监察工作与行政工作相似，有整体性和计划性的特征，审议工作报告有利于对监察工作的有效监督。

如果允许个案监督，就会损害监察委员会对公职人员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公正处理，损害对行使公权力的国家公职人员的监察全覆盖。可以理解为，监察机关应当与行政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监察委员会成为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的一府一委两院中的一委。(二)监察体制改革的初心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顶层设计时，明确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蔡定剑教授分析指出：在各级政权机关中，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国家机关是主从关系、监督与被监督关系，这些关系表现为：在组织上，其他国家机关，即行政、检察、审判和军事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选举、任命产生。党的十七大报告又提出：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其他国家机关的职权虽有行政权、监察权、检察权、审判权、军事权之分，但总体上可归类为执行权。⑩我国不实行权力分立制度，监督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意义重大二是从振兴内容看，要在产业、人才、生态、文化、组织等领域全面推进，实现乡村的整体进步。乡村建设要符合农民需要，适应农民的生产与生活要求，乡村才能获得生命力。

所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不能单兵突进，某一个部门单项工作推进，而其他相关部门不能同步跟进或方向相反，都会导致项目的失败。还包含着人才要素和组织要素。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发挥社会组织力量十分重要，在脱贫攻坚实践中，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民营企业等社会力量在帮助经济薄弱村形成造血机制、提高发展能力与激活内生动力、增加村民财产性收入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独特优势对乡村建设行动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是乡村建设行动最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之一。

项目村选择、分配财政资金可向引入社会力量工作成效明显的村倾斜，允许社会组织采取半公益半收益的方式，参与乡村建设行动，从而调动其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培育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政府和社会组织任何时候都不要为民做主，不能越俎代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践证明，遵守这一原则，发现乡村价值、尊重乡村价值、放大乡村价值，可以使乡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就全国范围而言，社会组织发育不全以及作用发挥受限是乡村建设行动最突出的短板之一。而脱离乡村价值体系，试图建立一套新体系的做法，无论投入多少人力物力都难以获得应有效果，甚至以失败而告结束。

事实上，构成乡村的各个要素以及表现出的不同价值和功能是彼此融合不可分割的。首先，建设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才能激活乡村发展的微观动力。

比如为发展农业而伤害农民，为了民居改造而削弱了农业生产乃至农民生计，为了环境整洁而影响了生产，为了生产而破坏了生态，诸如此类现象在乡村建设实践中不胜枚举。加快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是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重要基础。

事实上，大量的乡村振兴实践难以取得理想效果，甚至产生建设性破坏，以至于有人怀疑乡村到底能否振兴，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对乡村价值及其规律缺乏认识。普遍存在着基层部门对社会力量的作用认识不足、支持不够甚至持怀疑态度，村级组织缺乏主动寻求社会力量促进本村发展的意识和能力。

合作社应以家庭农场为基础，以乡村社区为基本单位，这是由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体制所共同决定的。这就需要各级党和政府强化对于乡村振兴工作的领导责任和组织责任，充分认识乡村建设行动的历史使命，以实际行动践行乡村振兴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责任。合作社被证明是最适合农业和农民特点的高级组织形式。乡村是一个集生产、生活、生态、文化、教化等价值于一体的有机整体，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就是要遵循这一价值体系。

传统村落是熟人社会共同体，共同体内部有互帮互助传统，有共同的生产与生活资源，容易形成共同的利益纽带，具有天然的信任与监督机制，容易形成合作关系。家庭农场是以家庭劳动力为主的农业生产经营单位。

乡村建设行动要在党的领导下构建乡村振兴的组织体系和活力体系。以往很多乡村建设项目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在于把本来不可分割的乡村整体人为地割裂开来。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 来源：《农村工作通讯》2020年第22期 进入 朱启臻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乡村建设 。其次，完善合作机制提高农民组织程度。